一個從美國回台的美國史博士

歷史學家往往是很糟糕的預言家，所以人家問我誰會當選我都說不知道。即使是使用了社會科學的方式，選舉的變數太多，讓我們也常常會看到失準的民調，跟偏差的預測。人在美國我還是會好奇台灣人怎麼看，但在 YouTube 上一點開台灣節目來看，往往讓人失望，節目上充滿了偏激的言詞，但台灣在美國總統大選上根本沒有選邊站的必要，也沒有選邊站的立場。 我認為要看美國總統的選舉還是要從美國的角度來看，問題是，要看哪一個美國？從目前所顯示的選舉結果來看，都會區大多是民主黨的票，而近郊也是民主黨的票倉，但越往外的郊區就越偏共和黨。這跟人口組成中的族群、職業、年紀等恐怕不無關係。美國有很多面，不是鐵板一塊。我在這裡想以此時此刻開票正膠著的賓州為例，來試著從出口民調做一些初步的分析：   從這張圖可以看出，在賓州接受訪問的 3090 人中，有百分之十二的人住在費城，百分之二十二的人住在費城的郊區。這些人當中大多數是傾向投給拜登的。順帶一提的是，出於好奇，我也去看了傳統共和黨的鐵票區的猶他州，猶他州一片紅海 ( 紅色是共和黨的代表色 ) ，但是鹽湖城卻是藍色的。城鄉差距非常明顯，即便是在共和黨的鐵票州也是如此。   以年齡來看，年輕人大多是支持拜登的，而中老年人則大多是支持川普。 ( 我很高興這張把 30-44 放在一個族群裡，這讓我感覺年輕一點。 ) 原因可能跟支持的議題有關，這可以從下面的其他數據來分析。     川普主打的是經濟牌，所以經濟議題是個顯著的分水嶺。這個民調中，有百分之四十二的人認為他們家庭的財務狀況比四年前好，而這些人將經濟的發展歸功於川普的政策，因此有這種感受的人中高達百分之八十一投給川普。覺得自己的狀況更慘的人則大多選擇換人當當看。其實說「換人」也不太精確，因為這些人可能是特定職業的人，而他們或許本來就不會受益於共和黨的經濟政策，也可能四年前就已經投給希拉蕊了。但沒有交叉數據可以說明這些人四年前投票的對象。那些認為自己家庭的財務狀況沒有什麼改變的，大多 (68%) 投給拜登。可以思考的一個點是，民調是自由心證，自認為沒有改變不代表一定沒有改變，有幾種可能性：可能川普的政策對他們真的沒差，也可能不想承認川普的政策讓他們過得比較好。我們不得而知，但這些自認沒有變化的大多選擇拜登。     這個數據更說明了川普的經濟牌。對於國家當前的經濟，有 45% 的人認為是好的，有 54%

翻譯此書之際，我正如火如荼地完成我的博士論文。我在一封電子郵件中跟指導教授談到我正在翻譯這本書，說萊波爾的文筆很好，但就是因為她的文筆很好，讓翻譯變成很困難的一件事。教授回信說這個問題太有趣了，要我們下次見面時好好談一談。當然，在這個新冠肺炎在美國猖獗之際，所謂的「見面」是透過現代科技，由 ZOOM 抹去我們空間上的距離，也重新定義了時間。我們坐在各自的家裡，雖然我們住得其實不遠，不過十分鐘的車程，但我們連十分鐘都不用花。坐下，在已經開啟的電腦中點選預先準備好的超連結，然後就在一瞬間，我們就彼此打招呼了。有人說科技使人疏離，但科技也可以拉近人們的距離。在這段翻譯的時間中，我始終住在美國中西部的聖路易，而豐恩一開始住在東岸的麻州劍橋，後來搬回台灣，但科技讓我們無論身處何處，都可以彼此聯繫，也可以跟編輯建智密切聯繫。透過網際網路跟電子郵件，我們可以即時地處理譯稿，溝通彼此的需要。科技，是這本書的主軸之一，萊波爾屢次提及科技的創新如何改變了空間與時間的意義，改變了溝通的方式，也扭轉了文化。巧合的是，這本譯作的誕生也再次證明了科技如何改變了溝通方式，也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模式。 義大利史家克羅齊曾經說：「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萊波爾寫這本書有她對當下這個時代的關懷。萊波爾要寫一個關乎她心中真理的故事，一個關於這個國家如何實踐獨立宣言中所宣示的真理的故事。在這個專業歷史學家的寫作不是越來越重視全球史或是跨地域的歷史，就是重視微觀的個人、社區，或是城市史的時候，她要寫一本「國史」，探索今日的美國是怎麼來的，檢視美國在歷史上如何實踐獨立宣言中的真理：政治平等、自然權利，以及人民主權。在她一篇刊載在《外交事務》（ Foreign Affairs ）的文章中，她說：「書寫國史會製造很多問題，但不寫國史會製造更多問題，而且是更為糟糕的問題。」 [1] 每個國家都有其獨特的歷史，萊波爾認為時候到了，應該要重新喚醒書寫國史的傳統，透過書寫一部美國這個國家的歷史，她要樹立自由的國家主義。 萊波爾說，她寫這本書時力求符合學術的水準，但這本書不是寫給學者讀的。正如在書中她曾經提到的，她希望這本書能成為給公民的讀本，讓美國人可以更了解美國歷史。任何一個學者要獨力完成這樣一本美國通史的著作都很不容易，因為在歷史學界，每個學者都各有專精的主題和時代。當年告訴一些親友我要出國讀美國歷史時，常常會聽

推薦作品：瑪雅‧加薩諾夫的《新世界的流亡者》（即將由貓頭鷹出版社出版繁體中文版） 在美國攻讀博士班的生活壓力相當大，排解壓力的方式之一就是看點輕鬆的喜劇，而我最喜歡看的美國喜劇之一就是生活大爆炸（ The Big Bang Theory ）。第一季中有一集，男主角謝爾頓參加鄰居佩妮的萬聖節晚會時，穿上一件衣服裝扮成都卜勒效應（ Doppler Effect ）。劇中用一個簡單的說法來說明都卜勒效應：隨著觀察者的位子不同而會獲得不同的觀察結果。這樣的效應也適用於對歷史事件的觀察，特別是美國獨立革命：當我們從不同角度來看美國革命，我們會觀察到不同的美國革命。 效忠派與美國革命 一般人對美國革命的印象不外乎是以華盛頓、亞當斯和傑佛遜等人為首的愛國者（ Patriots ）在政治和軍事上領導大陸軍擊敗英國軍隊迫使英國承認北美十三州的獨立。而這場獨立運動的起源則大多歸因於啟蒙時代以來政治思想的發展，以及英國殖民地政策的改變。然而，即使英國的北美殖民地的人民深受啟蒙政治思想的影響，而主張自己的權利和自由，英國殖民地政策的改變，特別是對美洲殖民地的課稅，也不必然會使抗議活動轉變成獨立運動。因為在同一時期，在同一地點，也有著另外一群人同樣深受啟蒙思潮的影響，同樣反對英國國會對美洲的課稅，但是走向了另外一條不一樣的路。那就是這些效忠派（ Loyalists ）。這些效忠派的人士儘管反對英國國會對美洲的課稅，但是也反對革命人士所採取的激進手段，他們希望殖民地與英國可以達成和解。當愛國者宣布獨立時，這些效忠派不願見到社會的秩序被顛覆，而決定保持他們對英國國王的忠誠，以維護一個長治久安的帝國。愛國者往往指責這些效忠派為保守守舊，並且認為他們選擇支持英國也就是侵犯了殖民地人民的自由。然而對這些效忠派而言，真正的自由必須在一個穩定的社會秩序中被維護，愛國者的叛逆行為才是破壞了英國北美殖民地的自由。 美國獨立戰爭不僅是殖民母國與殖民地的戰爭，也是美國殖民地的一場內戰。美國的大陸軍除了面對英軍以及黑森傭兵外，也同時在與效忠派組成的軍團作戰。經過殘酷的戰爭，效忠派與愛國者之間的對立除了在理念上外，更被暴力、死亡、仇恨而更加深化了。在戰爭結束之後，有些效忠派得以留在家鄉，成為新成立的美國的國民。其他效忠派主動或被迫遠走他鄉，邁向未知的未來，這些效忠派的遭遇反映了美國獨立革命的另外一面。然而

 雖然不知道有多少人會看這個部落格，但還是來更新一下好了。 上次更新已經是去年七月的事了，過去一年發生了很多事。當然，我們每天生活都會發生很多事，但我指的是學術研究上，我經歷了一些事，也跨過了幾個里程碑。 首先，去年七月三十一日，我的指導教授過世了。任何人在博士論文寫到一半遇到指導教授過世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聽到消息時也是非常震驚，傻了好幾分鐘都說不出話來。去年春季班我跟老師一起合教美國通史的課，在我們要去主持期末考的前幾天，我忽然得到消息說我老師要退休了！對，我跟他每個禮拜見面好幾次一起上課，可是他都沒有提到這件事。後來期末考那天，我們聊了很多，提到他退休的計劃，我甚至說到如果我回台灣教書，我要請他來演講。他也提到很多他希望退休後可以做的事。沒有想到那會是我們最後一次面對面說話。七月中，老師忽然傳來一封信，說他要去動一個心臟繞道手術，說那就是個小手術，但要花上一段時間恢復。我們也計劃了一下我要交給他論文各章的時程。沒有想到那就是最後一封信了。我們在我博士班的前五年幾乎是常常見面，因為我在他主持的文化交流研究中心擔任助理，所以我們一起做了很多工作，完成很多會議，也包含編了幾本書。他逢年過節都會送我禮物，我有機會也都會回送佩玲做的麵包或甜點。所以，他的過世帶給我心靈上蠻大的震撼。在喪禮上我有榮幸可以擔任扶棺人，全程參與了喪禮。這樣的儀式多少帶來了一點心靈上的安慰，也有了一點結束的感覺。後來，我寫了一篇紀念 他的文章 ，探討他的學術貢獻，刊在美國早期史一個很有名的學術部落格上。 後來就換了一個指導老師。我們系提供了很多支持，在我老師還在的時候，我有時會覺得像孤兒一樣，特別是因為課程修完之後，跟其他人見面的機會都少了。我雖然常常出席學術會議，但很多時候我去參加的時候我們系上都沒有人去，常常有孤軍奮戰的感覺。但我老師過世的消息傳來的那天，我接到了幾通電話安慰，我著實嚇了一跳，因為我根本沒有接過同學或教授打來的電話！那天早上一個小我一屆的學弟打電話來安慰我，後來下午我後來的指導老師也打來安慰我，向我保證，讓我不要擔心，她們會幫助我完成論文。那天我剛好去學校幫一個神學系的老師做助理的工作，我離開辦公室的時候，遇上系上另一個教授，她也給了我一個大大的擁抱。這或許有點諷刺，我們系上老師真的都是很好的人，但在那個我很難過的一天，卻也是我感受到除了我指導老師外最多溫暖的一天。 後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