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從美國回台的美國史博士

在美國聖誕節是個家家戶戶聚在一起的歡樂日子，許多家庭都有各自的傳統。我常常會不禁想到那些窮困的人該如何度過這個節日呢？另一方面， 1776 年有一群人以另一種很不一樣的方式來度過聖誕節。大衛麥卡勒 (David McCullough) 在他的名著《 1776 》中最後以華盛頓的特倫頓戰役作結，認為這場戰役雖然不是什麼大型勝利，但是扭轉了大陸軍和美國人的士氣，是大陸軍之所以能夠支持下來，最後能獲得勝利的重要因素。這場戰役中最有名的一幕，是華盛頓在聖誕節的午夜率軍橫越德拉瓦河。 當天天氣相當惡劣，德拉瓦河都結冰了，華盛頓原本要兵分三路，但其他兩路都沒有能夠成功渡河，只有華盛頓自己率領的這一路渡河成功，但也比預期的延遲了三個小時。這樣一來就無法在破曉時分奇襲特倫頓，但華盛頓仍決定繼續進軍。特倫頓的駐軍是黑森傭兵，當天正在慶祝聖誕節，雖然已經接獲情報，也有進行準備，但仍然被美軍擊敗了。 兩年前我受邀去大衛美國革命圖書館 (David Libra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進行短期訪問研究。這個圖書館就坐落於華盛頓當年渡河的地點，該地已經被改名為 Washington Crossing 以紀念華盛頓率軍渡河。華盛頓渡河歷史公園 (Washington Crossing Historical Park) 是由賓州公園處管理的，每年聖誕節都會重演華盛頓渡河的這一幕。 ( 今年因為水位暴漲所以取消渡河。) 華盛頓當年就是從這裡渡河 McConkey Ferry Inn  華盛頓的軍隊當年就是從這個小旅社出發渡河 華盛頓渡河的紀念碑 華盛頓擊敗黑森軍之後，消息也很快地傳開了。當時英軍佔領的紐約對此事就輕描淡寫地帶過。在十二月三十日的《紐約公報，及每周信使》 (New York Gazette, and Weekly Mercury) 上簡單地描述了：「上星期三早上一旅駐紮在特倫頓的黑森軍被一大群叛軍突襲，在短暫的交鋒後，大約三到四百人成功撤退，而失去了九百人。」 1777 年一月一日的《康迺狄克期刊》 ( Connecticut Journal) 也記載了這個戰役，

過去幾年，美國大學主修歷史的學生人數下滑得很嚴重。美國制度跟台灣不一樣，美國是大學會收學生，學生進來後各個系各憑本事來讓學生去主修他們的專業。在台灣就算沒有很多人想念歷史，還是會有人為了念「好的學校」而選擇進歷史系，但在美國這件事情是不會發生的。這個差別就在於，台灣的歷史教授的工作機會或許會因為少子化而逐漸受到影響，但美國的歷史教授受到的影響會是更迅速更直接的。因為主修歷史的學生減少，歷史系能開的課就會變少了，那學校就會覺得歷史系不需要這麼多教授，於是就會想盡各種方法來把教授趕走，或是遇缺不補。在台灣的話，雖然受到少子化的影響，但學生人數的下滑不會像美國這麼快速。(那些面臨倒閉或是併校邊緣的私立大學大多本來就沒有歷史系，因為歷史系本來就「不賺錢」了。)另一個受到影響的是像我們這樣的博士生，因為歷史系開的課變少了，所以學校要求這些教授自己來教大一必修的通識歷史課，這樣我們博士生開課的機會就少了，這對累積經驗跟將來找工作影響很大。 但是另一方面，在這個整體的趨勢之下，我之前讀過一篇文章提到耶魯大學的主修歷史的學生反而增加了。這倒是一個很有趣的發展。我覺得，如何讓學生甚或是大學裡的主管看到歷史這個學科的價值，是我們做為大學歷史教育的從業人員應該要去思考的。 我這學期開始在我們學校的進修推廣部教世界史的課。我教的是1500年以後的世界史。我的班上有大概三分之一是護理系的學生，他們白天沒有時間上歷史課，所以就選了我的課。我在開課之前在設計課程的時候我就在想：對他們這些不主修歷史的學生而言，除了讓他們拿到這個必選的學分可以順利畢業外，我可以在這個課上達成什麼目標？我希望他們能打開眼界看到不一樣的世界。所以除了讓他們讀教科書之外，我刻意選了來源多元的課堂討論的史料。我們這學期讀了十六十七世紀葡萄牙人如何看中國，也讀了埃及的穆斯林如何對拿破崙的入侵作出回應，我們也讀了俄羅斯如何在烏克蘭跟西突厥斯坦執行不一樣的帝國政策，我們也讀了美國奴隸的自白，讀了共產黨宣言，讀了納粹的文宣，讀了毛澤東，也讀了中東穆斯林學者反殖民的言論。 我認為在這個越來越專業化的世界，只知道自己的專業知識是很危險的事。這會讓我們的思想越來越窄，反而無法對這個一直在變化的世界做出反應。我今天開車回家的路上，我在思考如果這個社會上的人都只知道自己的專業，或者說是用來賺錢維生的工具，而鄙視沒有生財價值的知識，那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