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從美國回台的美國史博士

翻譯此書之際，我正如火如荼地完成我的博士論文。我在一封電子郵件中跟指導教授談到我正在翻譯這本書，說萊波爾的文筆很好，但就是因為她的文筆很好，讓翻譯變成很困難的一件事。教授回信說這個問題太有趣了，要我們下次見面時好好談一談。當然，在這個新冠肺炎在美國猖獗之際，所謂的「見面」是透過現代科技，由 ZOOM 抹去我們空間上的距離，也重新定義了時間。我們坐在各自的家裡，雖然我們住得其實不遠，不過十分鐘的車程，但我們連十分鐘都不用花。坐下，在已經開啟的電腦中點選預先準備好的超連結，然後就在一瞬間，我們就彼此打招呼了。有人說科技使人疏離，但科技也可以拉近人們的距離。在這段翻譯的時間中，我始終住在美國中西部的聖路易，而豐恩一開始住在東岸的麻州劍橋，後來搬回台灣，但科技讓我們無論身處何處，都可以彼此聯繫，也可以跟編輯建智密切聯繫。透過網際網路跟電子郵件，我們可以即時地處理譯稿，溝通彼此的需要。科技，是這本書的主軸之一，萊波爾屢次提及科技的創新如何改變了空間與時間的意義，改變了溝通的方式，也扭轉了文化。巧合的是，這本譯作的誕生也再次證明了科技如何改變了溝通方式，也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模式。 義大利史家克羅齊曾經說：「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萊波爾寫這本書有她對當下這個時代的關懷。萊波爾要寫一個關乎她心中真理的故事，一個關於這個國家如何實踐獨立宣言中所宣示的真理的故事。在這個專業歷史學家的寫作不是越來越重視全球史或是跨地域的歷史，就是重視微觀的個人、社區，或是城市史的時候，她要寫一本「國史」，探索今日的美國是怎麼來的，檢視美國在歷史上如何實踐獨立宣言中的真理：政治平等、自然權利，以及人民主權。在她一篇刊載在《外交事務》（ Foreign Affairs ）的文章中，她說：「書寫國史會製造很多問題，但不寫國史會製造更多問題，而且是更為糟糕的問題。」 [1] 每個國家都有其獨特的歷史，萊波爾認為時候到了，應該要重新喚醒書寫國史的傳統，透過書寫一部美國這個國家的歷史，她要樹立自由的國家主義。 萊波爾說，她寫這本書時力求符合學術的水準，但這本書不是寫給學者讀的。正如在書中她曾經提到的，她希望這本書能成為給公民的讀本，讓美國人可以更了解美國歷史。任何一個學者要獨力完成這樣一本美國通史的著作都很不容易，因為在歷史學界，每個學者都各有專精的主題和時代。當年告訴一些親友我要出國讀美國歷史時，常常會聽...

推薦作品：瑪雅‧加薩諾夫的《新世界的流亡者》（即將由貓頭鷹出版社出版繁體中文版） 在美國攻讀博士班的生活壓力相當大，排解壓力的方式之一就是看點輕鬆的喜劇，而我最喜歡看的美國喜劇之一就是生活大爆炸（ The Big Bang Theory ）。第一季中有一集，男主角謝爾頓參加鄰居佩妮的萬聖節晚會時，穿上一件衣服裝扮成都卜勒效應（ Doppler Effect ）。劇中用一個簡單的說法來說明都卜勒效應：隨著觀察者的位子不同而會獲得不同的觀察結果。這樣的效應也適用於對歷史事件的觀察，特別是美國獨立革命：當我們從不同角度來看美國革命，我們會觀察到不同的美國革命。 效忠派與美國革命 一般人對美國革命的印象不外乎是以華盛頓、亞當斯和傑佛遜等人為首的愛國者（ Patriots ）在政治和軍事上領導大陸軍擊敗英國軍隊迫使英國承認北美十三州的獨立。而這場獨立運動的起源則大多歸因於啟蒙時代以來政治思想的發展，以及英國殖民地政策的改變。然而，即使英國的北美殖民地的人民深受啟蒙政治思想的影響，而主張自己的權利和自由，英國殖民地政策的改變，特別是對美洲殖民地的課稅，也不必然會使抗議活動轉變成獨立運動。因為在同一時期，在同一地點，也有著另外一群人同樣深受啟蒙思潮的影響，同樣反對英國國會對美洲的課稅，但是走向了另外一條不一樣的路。那就是這些效忠派（ Loyalists ）。這些效忠派的人士儘管反對英國國會對美洲的課稅，但是也反對革命人士所採取的激進手段，他們希望殖民地與英國可以達成和解。當愛國者宣布獨立時，這些效忠派不願見到社會的秩序被顛覆，而決定保持他們對英國國王的忠誠，以維護一個長治久安的帝國。愛國者往往指責這些效忠派為保守守舊，並且認為他們選擇支持英國也就是侵犯了殖民地人民的自由。然而對這些效忠派而言，真正的自由必須在一個穩定的社會秩序中被維護，愛國者的叛逆行為才是破壞了英國北美殖民地的自由。 美國獨立戰爭不僅是殖民母國與殖民地的戰爭，也是美國殖民地的一場內戰。美國的大陸軍除了面對英軍以及黑森傭兵外，也同時在與效忠派組成的軍團作戰。經過殘酷的戰爭，效忠派與愛國者之間的對立除了在理念上外，更被暴力、死亡、仇恨而更加深化了。在戰爭結束之後，有些效忠派得以留在家鄉，成為新成立的美國的國民。其他效忠派主動或被迫遠走他鄉，邁向未知的未來，這些效忠派的遭遇反映了美國獨立革命的另外一面。然而...

 雖然不知道有多少人會看這個部落格，但還是來更新一下好了。 上次更新已經是去年七月的事了，過去一年發生了很多事。當然，我們每天生活都會發生很多事，但我指的是學術研究上，我經歷了一些事，也跨過了幾個里程碑。 首先，去年七月三十一日，我的指導教授過世了。任何人在博士論文寫到一半遇到指導教授過世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聽到消息時也是非常震驚，傻了好幾分鐘都說不出話來。去年春季班我跟老師一起合教美國通史的課，在我們要去主持期末考的前幾天，我忽然得到消息說我老師要退休了！對，我跟他每個禮拜見面好幾次一起上課，可是他都沒有提到這件事。後來期末考那天，我們聊了很多，提到他退休的計劃，我甚至說到如果我回台灣教書，我要請他來演講。他也提到很多他希望退休後可以做的事。沒有想到那會是我們最後一次面對面說話。七月中，老師忽然傳來一封信，說他要去動一個心臟繞道手術，說那就是個小手術，但要花上一段時間恢復。我們也計劃了一下我要交給他論文各章的時程。沒有想到那就是最後一封信了。我們在我博士班的前五年幾乎是常常見面，因為我在他主持的文化交流研究中心擔任助理，所以我們一起做了很多工作，完成很多會議，也包含編了幾本書。他逢年過節都會送我禮物，我有機會也都會回送佩玲做的麵包或甜點。所以，他的過世帶給我心靈上蠻大的震撼。在喪禮上我有榮幸可以擔任扶棺人，全程參與了喪禮。這樣的儀式多少帶來了一點心靈上的安慰，也有了一點結束的感覺。後來，我寫了一篇紀念 他的文章 ，探討他的學術貢獻，刊在美國早期史一個很有名的學術部落格上。 後來就換了一個指導老師。我們系提供了很多支持，在我老師還在的時候，我有時會覺得像孤兒一樣，特別是因為課程修完之後，跟其他人見面的機會都少了。我雖然常常出席學術會議，但很多時候我去參加的時候我們系上都沒有人去，常常有孤軍奮戰的感覺。但我老師過世的消息傳來的那天，我接到了幾通電話安慰，我著實嚇了一跳，因為我根本沒有接過同學或教授打來的電話！那天早上一個小我一屆的學弟打電話來安慰我，後來下午我後來的指導老師也打來安慰我，向我保證，讓我不要擔心，她們會幫助我完成論文。那天我剛好去學校幫一個神學系的老師做助理的工作，我離開辦公室的時候，遇上系上另一個教授，她也給了我一個大大的擁抱。這或許有點諷刺，我們系上老師真的都是很好的人，但在那個我很難過的一天，卻也是我感受到除了我指導老師外最多溫暖的一天。...

很多人常說歷史是勝利者所寫的，因為通常只有贏家會留下來寫出他們的歷史版本，而後世根據這些勝利者所留下的資料寫出的歷史難免脫離不了這些勝利者的視角。或許我們會認為許多社會中的弱勢的歷史已經逐漸浮上檯面了，但如果追究下去我們也不難發現，這些歷史也往往是在這些弱勢者在輿論上開始佔有一席之地，也就是說在輿論上他們已不是絕對的輸家後，才慢慢地顯露出來。例如現在非裔美國人的人權成為政治正確後，對非裔美國人的研究便蓬勃發展了起來。同樣的例子也可以適用於對美國婦女、原住民、其他少數族群，以及 LGBTQ社 群歷史的研究。我們對於我們過去的認知，就在這些不斷衍生的各種運動中逐漸地增補與修正，讓我們持續地塑造新的歷史記憶來挑戰舊的歷史記憶。 當美國在七月大肆慶祝獨立紀念日宣揚愛國精神的時候，我們也不禁要問：這是誰的獨立紀念日？是誰塑造了美國獨立的歷史記憶？誰又在這種愛國歷史記憶下被犧牲掉了？ 斐德烈克道格拉斯 (Frederick Douglass) 是一個逃跑而重獲自由的黑人，在 1852 年 7 月 5 日，他受到羅切斯特女士反奴協會 (L adies Antislavery Society of Rochester) 的邀請針對獨立紀念日演講，他最著名的片段是： 我的公民同伴們，請容許我這樣問，我今天為什麼會被邀請來這裡演講？我，或是那些我所代表的人，到底跟你們國家的獨立有什麼關係？那份獨立宣言中體現的政治自由和自然正義的原則有延伸到我們身上嗎？我是為了帶著我們卑微的奉獻來到國家的祭壇上，來承認我們所獲得的好處，以及對我們從你們的獨立上所獲得的祝福來表達感恩，而被邀來這裡的嗎？ 當美國白人在慶祝這份帶給他們自由的宣言時，道格拉斯反問這些自由的原則有帶給他們，這些奴隸，真正的好處嗎？當他提出這樣的問題時，他挑戰並重塑了美國獨立的意義。答案並非美國獨立沒有意義，而是這場政治自由的鬥爭尚未了結，獨立宣言中所體現的原則需要延伸到更多人身上。 非裔美國人在美國獨立的故事中扮演很弔詭的角色，因為被指為暴政的英國提供了奴隸獲得自由的機會，而聲稱為自由而戰的殖民者則是要加強奴役他們的人。但有另外一群白人則是這場獨立運動中徹頭徹尾的輸家，那就是選擇效忠英國的效忠派。他們自認為是英國人也是美洲人，他們認為英國國會的立法不公，他們認為他們作為英國人的權利需要...

在美國聖誕節是個家家戶戶聚在一起的歡樂日子，許多家庭都有各自的傳統。我常常會不禁想到那些窮困的人該如何度過這個節日呢？另一方面， 1776 年有一群人以另一種很不一樣的方式來度過聖誕節。大衛麥卡勒 (David McCullough) 在他的名著《 1776 》中最後以華盛頓的特倫頓戰役作結，認為這場戰役雖然不是什麼大型勝利，但是扭轉了大陸軍和美國人的士氣，是大陸軍之所以能夠支持下來，最後能獲得勝利的重要因素。這場戰役中最有名的一幕，是華盛頓在聖誕節的午夜率軍橫越德拉瓦河。 當天天氣相當惡劣，德拉瓦河都結冰了，華盛頓原本要兵分三路，但其他兩路都沒有能夠成功渡河，只有華盛頓自己率領的這一路渡河成功，但也比預期的延遲了三個小時。這樣一來就無法在破曉時分奇襲特倫頓，但華盛頓仍決定繼續進軍。特倫頓的駐軍是黑森傭兵，當天正在慶祝聖誕節，雖然已經接獲情報，也有進行準備，但仍然被美軍擊敗了。 兩年前我受邀去大衛美國革命圖書館 (David Libra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進行短期訪問研究。這個圖書館就坐落於華盛頓當年渡河的地點，該地已經被改名為 Washington Crossing 以紀念華盛頓率軍渡河。華盛頓渡河歷史公園 (Washington Crossing Historical Park) 是由賓州公園處管理的，每年聖誕節都會重演華盛頓渡河的這一幕。 ( 今年因為水位暴漲所以取消渡河。) 華盛頓當年就是從這裡渡河 McConkey Ferry Inn  華盛頓的軍隊當年就是從這個小旅社出發渡河 華盛頓渡河的紀念碑 華盛頓擊敗黑森軍之後，消息也很快地傳開了。當時英軍佔領的紐約對此事就輕描淡寫地帶過。在十二月三十日的《紐約公報，及每周信使》 (New York Gazette, and Weekly Mercury) 上簡單地描述了：「上星期三早上一旅駐紮在特倫頓的黑森軍被一大群叛軍突襲，在短暫的交鋒後，大約三到四百人成功撤退，而失去了九百人。」 1777 年一月一日的《康迺狄克期刊》 ( Connecticut Journal) 也記載了這...

過去幾年，美國大學主修歷史的學生人數下滑得很嚴重。美國制度跟台灣不一樣，美國是大學會收學生，學生進來後各個系各憑本事來讓學生去主修他們的專業。在台灣就算沒有很多人想念歷史，還是會有人為了念「好的學校」而選擇進歷史系，但在美國這件事情是不會發生的。這個差別就在於，台灣的歷史教授的工作機會或許會因為少子化而逐漸受到影響，但美國的歷史教授受到的影響會是更迅速更直接的。因為主修歷史的學生減少，歷史系能開的課就會變少了，那學校就會覺得歷史系不需要這麼多教授，於是就會想盡各種方法來把教授趕走，或是遇缺不補。在台灣的話，雖然受到少子化的影響，但學生人數的下滑不會像美國這麼快速。(那些面臨倒閉或是併校邊緣的私立大學大多本來就沒有歷史系，因為歷史系本來就「不賺錢」了。)另一個受到影響的是像我們這樣的博士生，因為歷史系開的課變少了，所以學校要求這些教授自己來教大一必修的通識歷史課，這樣我們博士生開課的機會就少了，這對累積經驗跟將來找工作影響很大。 但是另一方面，在這個整體的趨勢之下，我之前讀過一篇文章提到耶魯大學的主修歷史的學生反而增加了。這倒是一個很有趣的發展。我覺得，如何讓學生甚或是大學裡的主管看到歷史這個學科的價值，是我們做為大學歷史教育的從業人員應該要去思考的。 我這學期開始在我們學校的進修推廣部教世界史的課。我教的是1500年以後的世界史。我的班上有大概三分之一是護理系的學生，他們白天沒有時間上歷史課，所以就選了我的課。我在開課之前在設計課程的時候我就在想：對他們這些不主修歷史的學生而言，除了讓他們拿到這個必選的學分可以順利畢業外，我可以在這個課上達成什麼目標？我希望他們能打開眼界看到不一樣的世界。所以除了讓他們讀教科書之外，我刻意選了來源多元的課堂討論的史料。我們這學期讀了十六十七世紀葡萄牙人如何看中國，也讀了埃及的穆斯林如何對拿破崙的入侵作出回應，我們也讀了俄羅斯如何在烏克蘭跟西突厥斯坦執行不一樣的帝國政策，我們也讀了美國奴隸的自白，讀了共產黨宣言，讀了納粹的文宣，讀了毛澤東，也讀了中東穆斯林學者反殖民的言論。 我認為在這個越來越專業化的世界，只知道自己的專業知識是很危險的事。這會讓我們的思想越來越窄，反而無法對這個一直在變化的世界做出反應。我今天開車回家的路上，我在思考如果這個社會上的人都只知道自己的專業，或者說是用來賺錢維生的工具，而鄙視沒有生財價值的知識，那會...

最近在網路上看到張學友要在高雄開演唱會了。我從小就是張學友的歌迷，但我從來都沒有錢可以去看張學友的演唱會。張學友的歌伴隨著我長大，但成人之後，許多小時候聽的歌仍持續帶給我的有形無形的影響。小時候跟大家一樣，最喜歡的都是專輯中的主打歌，像是吻別、情書、想和你去吹吹風。長大之後，生活經驗讓我對其他的歌更有感觸，像是「她來聽我的演唱會」，當年聽這首歌的時候就覺得這首歌很特別。隨著年歲漸長，開始能夠很深刻地感覺到歌詞中不同年紀階段的生命經驗，不同時期所在乎的事情、遺憾，以及挫折。有時一個人開車的時候聽著這首歌，在跟著唱和的同時，眼角竟也留下幾滴淚珠。 另一首小時候與長大感受完全不同的是「紐約的司機駕著北京的夢」。小時候覺得這首歌的歌詞很有趣，長大後看到歌詞中的文化焦慮與無奈。「吃著那漢堡飽卻想著水餃、在 Chinatown 去找那家鄉的味道。」我今天去換駕照，博士班過了第五年之後，因為每年都希望下一年可以畢業，所以 I-20 都只申請延期一年，結果就是每年要換一次駕照。這個每年一次的程序不斷地提醒我，我不是美國人，只是個身在異鄉的遊子。自從結婚之後，在台北住了三年，在猶他州的 Logan 住了兩年，在密蘇里州的聖路易住了六年。聖路易這個城市對我們的意義不言可喻。我們公寓附近的環境我們熟悉的不能再更熟悉了。以教會生活來說，我 12 歲受洗加入教會，一直到我十八歲去台北念書，我在市中路的教堂聚會了六年。之後去台北讀書，在舊的金華街教堂聚會了兩年，之後教堂重建時我去了臨時的教堂聚會了一年直到我去傳教，傳教回來後在新的金華街教堂聚會了五年然後就來美國讀書。六年多前來到聖路易之後就在現在聚會的地方聚會，我赫然發現，這個教堂是我聚會過最久的一個地方。 生活中當然不只是教會，教會生活只是一個例子，聖路易對我現在來說就像是一個家。但僅只是「像是」，因為我終究還是個遊子。在台大讀書的時候，我常常在新生南路的麥當勞吃午餐，但現在有時候吃著麥當勞，我卻希望能買得到最簡單的蛋炒飯。幾年前去紐約做研究時，我也去了 Chinatown ，但我找到了家鄉的味道嗎？或許吧，特別是港式燒臘讓我想起以前讀台大時常吃的鳳城，但我仍感覺像是一個遊子。 望望在這裡從 preschool 到現在小學四年級了。從剛上幼稚園時候很多老師說的東西聽不懂，到現在英文閱讀已經完全不是問題。我們剛來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