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想與現實之間:一位海歸歷史學者的圓桌筆記
昨天去中研院史語所參加了一場座談,主題是「經驗與對話:反思世界史研究」。事先孟軒和峙皞準備了一些問題,而我也寫好了回應。但寫得太長了,昨天其實講不到三分之一。我覺得有點可惜,所以我把原先準備好的一些想法放在這裡。
上半場:留學攻讀世界史學位的理想與現實
1.
有甚麼特別的事件、著作、史學思潮,讓你選擇到特定國家攻讀世界史博士學位?
我在大學時期就對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很有興趣,後來在台大讀碩士班的時候想研究的也是英國的啟蒙。當時選擇研究柏克對美國革命的觀點,所以後來就覺得對美國革命很有興趣,而且楊肅獻老師在一次吃飯時跟我們說台灣研究美國史的學者很少,所以我就決定去想辦法去美國攻讀美國史的學位。所以一方面是興趣,另一方面是考慮學術界未來可能的需求。
2.
在留學過程,有甚麼是與你出國前的預期有顯著落差的地方?
我剛去的時候,因為我從台灣都申請不到美國的博士班,所以我是從碩士班開始,而且是從一個小的州立大學的碩士班開始。因為在台灣已經讀過碩士班了,所以在學術上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落差,除了功課的量多很多之外。但這其實也是預期之中的事。雖然是在預期之中,但閱讀的量忽然間暴增,加上是一個全英文的環境,在我的program我是唯一一個不是以英文為母語的人,我的競爭對象和同學都是以英文為母語的人,所以一開始為了要能跟上進度,確實適應得很辛苦,還有去看過學校提供的心理諮商,來解決睡眠和焦慮的問題。後來在美國碩士畢業後去攻讀博士班就比較沒有這麼大的問題了。當然博士班和碩士班的程度和要求還是有差別的,但因為我已經有了在美國讀碩士班的經驗,當我在攻讀博士班時,雖然還是很有挑戰性,但已經不是那麼大的落差了,比較快就能慢慢適應,逐漸提升自己,和其他同學一齊競爭了。
3.
對於當地的學術文化,你有甚麼特別喜歡或特別不喜歡之處?
我在美國念碩士班的時候,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老師也是剛拿到博士學位不久的原因,我感覺老師其實把我當成是比較平輩的關係。很重視我的想法,也很尊重我。我當時碩班的program director也說,在我們還在學校的時候要我們叫他Dr. XXX,但是畢業後他就不管了,我們可以直接稱呼他的名字。我後來讀博士班的時候,也感覺到系上的老師比較把我們當作同儕,而不是有上下關係的學生。其他同學常常也就會直接稱呼老師的名字。只是我還是深受華人文化的影響,還是比較習慣尊師重道,還是會稱呼Dr. XXX。我其實蠻喜歡這種文化,因為當我意識到老師沒有把我當學生,而是把我當成一個學者的時候,我自己也會提高對自己的期望和標準,把自己當成一個獨立的學者來看待,而不是依附在老師底下的一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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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在那段時間接受(或抗拒)了某些研究方法——例如社會史、文化史、後殖民研究、性別史?
我去美國讀碩博班是2010-2020年的事情,當時我所觀察到的研究方法或研究趨勢是百花齊放的。無論是社會史、文化史、後殖民,或是性別研究都是當時的顯學。我去美國的第一個學期,我有一門必修課是「方法與研究」,在課程中教師要我們找一個期刊然後去歸納出近五年刊在這個期刊上的論文大多是什麼主題。當時我選擇了在美國早期史非常著名的William & Mary Quarterly,而我注意到大多數的論文都是跟種族、性別和階級有關的。這也反映了這個趨勢。我碩士班的指導老師是Alan Taylor的學生,Alan Taylor是一個非常博學,而且很喜歡從許多不同角度來做研究的學者,這讓我的老師也非常開放。他研究的是美國建國初期宗教和政治之間的關聯,這也確實帶給我一些影響。後來,我的博士班指導老師則是主張要將政治思想放在文化脈絡中去理解,這種將文化史、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結合起來的方法對我帶來很大的影響。我不太「排斥」或「抗拒」任何的研究方法,但我會傾向選擇我覺得我比較熟悉,也最適合研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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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感受到當地有一種強烈的「國族史學」傳統?這對您的思考有什麼影響?
我不太感受到「國族史學」。有部份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我就讀的碩士班雖然是以美國史為主,但也有其他同學是研究歐洲史的,而我那些研究美國史的同學大多是以比較偏向本地的題目來進行研究,例如研究二戰時期在猶他州的日裔集中營,或是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 (俗稱的摩爾門教會) 的歷史與思想,或是美國西部的歷史。而我在讀博士班的時候,我同屆的同學以及前後屆的學長姐和學弟妹中大多數人其實是研究中世紀或近代早期歐洲的歷史,因為我的學校有梵蒂岡圖書館的文獻的微捲片,所以我的所其實是以近代早期歐洲史聞名的,大部分的資源也都在這些學生和相關的研究上。而我系上的美國史老師,以及我所接觸到的美國史學界,在研究時大多對於美國的過去有比較多的批判和反思。我的第一個指導老師是波蘭人,後來在他過世後,我的第二個指導老師是美國人,或許這也讓我學習更多不同的方法和視野。在我的領域「美國早期史」中,甚至在2016年左右開始出現了一個Vast Early America的口號,許多學者主張不要單單只看美國,而是要注意整個美洲大陸和海洋內各個群體的流動、互動和影響。這讓我在思考更大範圍的歷史時也會注意到一些不同的角度。
4.
你如何決定你的論文題目與研究問題?
我在讀碩士班時,我想選擇一個我認為很重要,但是學界研究不多,而我又能夠操作的題目。「能夠操作」包含要考慮到我的語言能力、可以用的時間、能夠獲得的資料。因為我是在猶他州讀碩士班,離東岸比較遠,比較不方便前往檔案館,所以我選擇以政治宣傳小冊子為主要的史料,並且想依此以政治思想史為主題。我當時對這個領域的了解其實有限,所以我當時所想到的就是兩群在美國史學界被忽略的人:美國革命時期的效忠派,以及美國憲法辯論時的反聯邦派。我跟我的指導老師討論後,他認為研究效忠派的空間比較大,是更有潛力的題目,於是我就選擇了效忠派。後來我在申請博士班的時候,我在研究計畫中就繼續延續我對效忠派的研究,運用了我後來的指導老師在他的書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和思考方式,將這個方式運用在對效忠派的政治修辭的研究上。而後來我的博士論文也確實是依循這個研究計畫的方向進行。後來在我從事效忠派研究的這些年中,美國有越來越多的學者也在研究效忠派,但是大多是從社會史、移民史、政治社群史等等的方向,研究政治思想與文化的比較少,這反而讓我在跟美國的學者對話時有了一個獨特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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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的學術文化——例如檔案資源、研究訓練、系所風氣——如何形塑「什麼問題才重要」?
因為美國很大,而且暑假要去東岸進行研究,食宿和旅費會很驚人,所以在研究的資料上還是會受到我所就讀的地方能夠給我什麼樣的資源的影響。所幸我很幸運獲得了傑佛遜基金會的獎助,在傑佛遜國際研究中心進行一個月的研究,而他們也提供了我一些在我自己的學校無法獲得的資料庫的資源,讓我可以在線上看到更多資料。除了資料外,學術風氣確實也會影響我們所提出的問題。因為當時美國學界很重視對一些過去被邊緣化的族群的研究,無論是婦女還是非裔美國人。而我所研究的對象,效忠派,也算是一個過去往往被邊緣化的族群,這也讓我提出來的問題比較不會被質疑,而且會讓其他學者感覺到有一些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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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注意到當時在留學國的史學界有一些「熱門辯論」,但在台灣卻顯得遙遠?
有的,一個非常明顯的課題就是種族的課題。例如在2019年紐約時報出版了一系列的文章,統稱為「1619計畫」,試圖讓非裔美國人的歷史與文化回到探討美國的起源與歷史的討論中的核心位置。這在當時在歷史學界也起了非常激烈的辯論,但這樣的討論對於在台灣的我們感覺很遙遠。
5.
在念博士班的過程,最大的啟發是甚麼?是否有特別的課程、導師或學術社群給您留下深刻印象?
勤能補拙,有志者事竟成。或許是因為我的領域實在太「白」了,而做為一個亞洲人,一開始我常常感受到質疑的眼光,所以我一直有一個競爭的心態,想要證明雖然我不是美國人,但是我可以做到。我那屆跟我同一年進博士班的有8人,最後只有兩個人拿到博士學位,我是其中之一。這不代表我有多厲害,只是我堅持下去了。而且其他沒有拿到學位的人的人生其實也沒有過得多不好,甚至有很多人錢賺得更多,休假也更多。所以如果對學術真的沒有興趣,適時的止損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我其實也想過很多次是不是該止損了,但這確實是我的興趣,而且我很想證明我是個台灣人但我也能拿到美國早期史的博士學位,所以我還是靠著意志力完成了這個過程。雖然我不是最聰明的,但靠著性格上的穩定,最終還是能夠完成。我在讀博班時,蠻多課程都讓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因為我的第一領域是美國史,第二領域是近代早期歐洲史,所以這兩個領域我都修了至少三門的研討課。這些課程都讓我學到很多。即使是在我通過資格考之後,我也修了一門專業寫作的必修課,那門課是教我們如何寫期刊論文,如何投稿,如何寫摘要,如何寫研究計畫,如何寫獎學金的申請等等,非常實用的課程。
至於導師和學術社群,我跟我導師的關係非常好。我當了他5年的研究助理。他當時主持一個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他知道我沒錢,所以就向學校要求要研究生助理,我們一起辦了五年的研討會,而且復活節、感恩節、聖誕節我都會收到我老師給我的禮物或是gift card。我太太也會做一些麵包之類的東西讓我帶給我老師。他在我畢業前一年過世了,在他的喪禮上因為他跟我師母沒有小孩,所以我在最前面替他扶棺。之後一直到我回到台灣之前,我每個月都會找時間去拜訪師母,邀請她來我家過感恩節。我也寫了一篇紀念文刊在當時一個很活躍的美國早期史研究的學術部落格上。
我是我的指導老師的關門弟子,所以他當時除了一些被特別邀請去的閉門研討會之外,已經不常去參加公開的美國早期史的學術研討會了。所以他沒有什麼機會帶我去認識其他學者。所以我就得自己來。我常常去參加密蘇里州當地的學術社群的活動,也因此認識了密蘇里大學的老師,後來這個老師也成為我的口試委員,跟我有很不錯的關係,在一些全國性的研討會上他也會把我介紹給其他的學者。我後來參與最多的學術社群,是美國早期共和史家學會 (Society for the Historians of Early American Republic),這個學會每年七月都會舉辦年會,我參加了好幾次,也在會議中發表過兩篇論文。這個年會讓我認識了很多朋友,去年是我回來台灣後第一次去參加這個年會,感謝國科會的資助,很多老朋友都還記得我,我也多認識了許多新朋友,像是John Dickinson文獻集的主編,因為我之後想要研究John Dickinson,所以我除了去聽她的發表外,也藉這個機會也跟她聊了一下,詢問一些關於資料的事情。
6.
在念博士班的過程,最困難的挑戰是甚麼?你如何突破?
語言和寫作。畢竟我不是美國人,英文也不是我的母語。雖然我不是很願意服輸,但不服輸也沒有用。我覺得訣竅就是多講,還有少跟台灣人在一起。雖然我是跟我老婆和小孩一起在聖路易,所以每天還是得回家跟台灣人在一起。但除此之外,我在學校的時候都會盡量跟美國同學或同事交談。上教會也有很大的幫助。因為我是後期聖徒教會的成員,所以我也在當地的教會組織擔任事工,甚至是擔任教會領袖。我一開始也覺得:你是認真的要讓一個英文這麼不完美的人來擔任教會領袖嗎?但這些事工讓我必須跟形形色色的人用英文溝通,用英文聊天,用英文來談一些內心話。甚至我常常在教會用英文講道。這都對我的英文能力有些幫助,讓我有更多機會練習用英文思考。畢竟很多時候如果用中文思考,等到我們在內心翻譯成英文要說出口早已來不及了。所以訣竅就是,練習!練習!練習!
我覺得另一個重點是不要妄自菲薄。我幾乎每年都會參加密蘇里州的歷史協會所舉辦的年會。參加研討會也是一個練習英文的機會,可以練習口語發表,也可以練習社交能力。這個年會每年都會頒獎,包含學生論文獎,但我總是覺得我的英文不夠好,不會得獎,所以我從來沒有報名這個獎。在我畢業那一年,我想說,反正我都快要畢業了,這應該是我最後一年參加這個年會,我就來報名這個獎吧!結果當我去會場報到時,我的指導老師快步走向我,很開心地跟我說我得到這個論文獎了!她說她以我為榮,她也相信我在天上的前指導教授也會以我為榮,這話讓我都哭出來了。我是第一個得到這個獎的亞洲人,目前也還是唯一一個。所以,不要對自己沒有自信。
我第二個指導老師給了我很多自信。有一年開學我們在她家開開學派對,她問我最近過得怎麼樣,因為我當時論文的進度很不理想,我跟她說我覺得我好像一事無成,她很驚訝地看著我,問我怎麼會覺得自己一事無成呢?她告訴我,「不要一直去看我還沒有完成的事情,要去看看我已經完成的成就!」我後來把這個話做成便利貼放在電腦螢幕上,這句話支持我寫完了博士論文。
在博士班期間這種無力感會常常出現,但是要用智慧來面對,要讓這種沮喪感成為努力的動力,而不是絆腳石。
下半場:海歸世界史學人的調適與反思
²
在台灣做世界史研究
1.
歸國後,如何定位、行銷自己的研究?是否遇到困難?如何調適?
在美國的時候,每個學者的研究定位都很清楚,會被視為某個或某些領域的專家。但是在台灣因為美國史的學者比較少,就常常會被迫「撈過界」。但是為了推廣民眾對於美國史的認識,也是得稍微跨域去寫一些文章或是發表一些評論。當然還是不能撈過界撈得太跨張,而且也是要維持應該要有的水準。所以就是得多閱讀和了解一些原本不是自己專長領域的歷史。像我的領域是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初期的美國,但回來台灣之後就得往後面的時代探索,也要閱讀和研究一些除了政治思想史以外的領域。因為學者除了是專業的研究者之外,也是教學者和公共知識份子,一方面要維持自己領域的專業,另一方面也得走出自己的小框框。
2.
世界史領域廣闊,國內學者專長相對分散,你如何建立自己的學術社群與對話機會?
可以在時代上或主題上有一些連結。例如說,我給自己的定位是我研究的是美國革命到制憲之間的政治思想史,但國內其實沒有人從事完全一樣領域的研究,但我可以跟同樣做18世紀歷史的其他學者對話,也可以跟同樣從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學者對話。所以我覺得我很幸運可以在輔大教書,因為采燁學姐就是研究十八世紀的英國的頂尖學者,跟她對話讓我獲益良多。我在輔大教書之前是在中研院的人社中心的政治思想專題中心做博士後研究,當時認識了許多研究政治思想的學者,每次參加人社中心的研討會也都讓我獲益良多。所以要建立學術社群和對話機會就是要多出來走動參加座談會或研討會。不過我知道我們大家平常學校事情都很多,不見得方便到處走動。
另一個建立學術社群的方式是讀書會。我以前在台大讀書時有注意到我有一些同學會參加宋史或台灣史的讀書會,在我們輔大也有丞良學長在帶一個宋史的讀書會,我從上個學期開始也在系上開始一個英文的讀書會,上個學期讀專書和論文,這學期則是讀史料。一方面希望能提升學生的英文能力,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開始逐步建立一個小的學術社群。
3.
您是否曾感到自己夾在不同傳統之間——例如歐美的史學趨勢與本地的研究關懷?
我沒有感覺到自己夾在不同傳統之間,而是覺得不同的傳統之間其實很有值得參考的價值。例如美國對於種族史的研究,特別是對於歐洲殖民者與美洲原住民之間的互動與對抗的研究,對於台灣史的研究有一些參考價值。也例如說,我一開始在會對美國革命中的效忠派有興趣,和台灣脈絡下的統獨之爭也有一定程度的關聯,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台灣人我有我自己的文化習慣和關懷課題,而這些也會讓我問出跟美國學者不同的問題。我大概14年前曾經跟J. C. D. Clark通信,我當時是寄給他我的研究計畫,想知道能不能去他當時任教的堪薩斯大學讀博士班,他對我的研究計畫有蠻大的興趣,也認為應該要有一個非歐美背景的人來研究美國早期的政治思想史了。我現在也還在試圖找出這樣的一條路。所以我覺得本地的研究關懷不是一個會「夾住」我們的傳統,反而可能可以成為我們在我們的專業領域中和外國學者對話時的武器。或者說,可以讓我們對我們所研究的領域做出獨特的貢獻。
4.
在數位化時代,外文史料的取得還是個問題嗎?你如何因應?
這有幾個要考慮的課題,首先是史料的種類。目前有數位化的史料還是有限,大多以出版品為主,但是手寫稿比較沒有數位化,或者是說沒有一個大的整合性的資料庫。要依賴自己的學術網絡才會知道要到什麼網站上去找這些數位化的手稿資料,而且也還不太齊全。不過在我的領域中一些比較知名的人物,例如像是美國的Founders,像華盛頓、亞當斯、傑佛遜、漢密爾頓、麥迪遜等人的全集包含書信,都已經在線上了,這對我當然是比較方便。但研究的題目也就會受到一些限制。
另一個問題就是錢。一些資料庫,像是America’s Historical
Newspapers和America’s Historical Imprints這種涵蓋美國早期史大多數出版品的資料庫不太便宜,而且國內也沒有什麼機構有訂閱或購買。國科會很多年前有買過Early American Imprints但是後來要付連線費後許多大專院校都沒有繼續付了。我自己因為有傑佛遜基金會的幫忙,所以還能繼續使用這些資料庫,但學生就沒有辦法了。我目前採取的方式是跟資料庫廠商打好關係,請他們幫忙開放一些資料庫的試用。
不過如果有申請到國科會計畫,有拿到國外移地研究的經費,就可以試著在國外的圖書館使用這些線上資源,這也是一個方法。
5.
在將自己的專長主題引介到國內非專業或通俗場域時,你採取甚麼策略引起興趣與共鳴?
我會試著將脈絡說得清楚一點,也避免使用太多專有名詞。我有時會試著將我的專長與國內大家關心的課題連結起來,或是提醒大家這個主題可能可以讓我們如何重新思考一些國內的課題。另一個做法則是將過去與現在連接起來。例如說我最近替《二次建國》這本書寫了一個非學術書評,最後被放在博客來的書評網站上。我先提到明年是美國獨立建國250週年,從這個話題來連結到「二次建國」這個概念。然後為了讀者,我不能直接談重建,而是花了一些篇幅先談為什麼會有「重建」這件事情,然後才能讓讀者進入重建這個主題。我在書評中也強調方納在這本書中所提的這三個憲法修正案跟我們今天看到的美國的議題有什麼關聯性,也邀請讀者反思一些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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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教世界史
1.
就世界通史而言,台灣主要還是採用美國編撰的教材,你滿意這樣的做法嗎?是否嘗試使世界史教學更符合在地關懷?
這個問題牽涉到世界通史教學的目的是什麼。我覺得現在高中的歷史教學時數減少了,所以學生進來大學時的歷史知識量普遍來看是比較少一點的。因此對我來說,我教大一的世通時我的目的就是讓學生可以盡量廣泛地獲得世界史相關的知識。與中國史和台灣史的連結可能是下一個階段才要去做的事情。
但另一個問題是,我很難要求或期望輔大全體的大一學生讀英文的教科書。能讀英文的人當然有,但也有一些學生進來時英文就非常不好了。我不想讓他們因為語言的關係而失去學習世界史的興趣。所以我會自己消化英文教科書的內容,在上課時用講課的方式來講授這些內容。但我也會指定學生每周要閱讀中文的讀物,要在課前完成我準備的學習單,並在世通的第三節課上留下20-30分鐘的時間讓他們分組討論根據讀物回答我所準備的一些問題。而我所給他們讀的中文讀物視角就比較廣了,有台灣學者寫的,有日本學者寫的,也有歐美學者寫的。讓他們有機會接觸不同的世界史視角。
3. 面對學生的語言障礙,你有甚麼因應之道?
對於那些不想從事世界史研究的人,我會鼓勵他們善用科技。我們可以提供高品質的資料,讓他們運用AI來理解和獲得知識,並用自己的話來消化和重新呈現這些知識。對於那些有志於世界史研究的人,我會鼓勵他們學習英文,參加英文讀書會,增加英文閱讀量。看情況在大四或是在碩士班階段則可以再加上英文學術寫作的訓練,讓他們可以逐步培養出英文的學術能力。學校的圖書館有提供多益的線上課程,學校本身也有提供雅思和多益的線上課程。這個時代只要有心,有非常多的資源,甚至是免費的資源都可以提升英文能力。學校圖書館有很多英文的專書,也有讀不完的英文論文可以讀,還有免費的英文podcast可以練聽力。
4.
你覺得台灣碩士班的世界史教育有甚麼優勢與不足之處?你比較建議學生念完碩士班再出國念世界史博班,還是直接到國外念碩士?
我覺得台灣碩士班的世界史教育的一個優勢是因為在碩班你不會只學某個地區的歷史,也會受到一些基本的中國史和台灣史的訓練,這讓學生在理解世界時不會完全受到歐美中心論的限制。其次,學生不會馬上被迫進入一個全英文的環境,可以先提升對於世界史上某一個主題的理解。
我認為的不足之處是在每個主題上可能會比較缺乏不同視角的訓練。因為我們每個學校在某一個領域可能都只會有一個老師,例如一個英國史老師,一個美國史老師,一個法國史老師,這樣對一個,舉例來說,要做美國史的學生,他就只能來找這個美國史的老師,至少在修課的階段,所接受到的知識和訓練,多少會遷就於這個老師的專業領域和史學觀點。我在美國讀博士班的時候,即使我們系研究的主力不是美國史,但我們有兩名美國十八世紀的老師,兩名十九世紀的老師,三名二十世紀的老師,在修課上的選擇更多,也更完整。
我覺得要在台灣念碩班還是出國念碩班這個問題是因人而異,也各有好處。作為老師我們只能依照每個人的情況來分析個案的優勢和劣勢,最終還是要讓學生自己來決定。但是以美國史來說,你即使在台灣念了碩班,如果要去美國讀美國史的博士班可能也得碩士班開始讀起,或者至少要讀碩博連貫的學程。所以我就會建議學生可以直接出國念碩士班。但這個前提是你在大學時期就得達到一定的學術成熟度,要有寫學術論文的經驗與能力,對某個領域要有極大的興趣,也有一定的了解。英文也要達到可以在美國生存的程度,我指的不是多高的標準,或者要像母語人士一樣,而是至少托福或雅思有到外國學校能夠接受的程度。我當初去美國讀書前,我的ibt托福成績是105分,那次考運是不錯的。不過我想至少也要有95-100分之間的水準。英文出國之後當然還能進步,但要先有一定的基礎。因為我有考慮過將來推薦學生去我的母校讀博士班,所以我有私下問過我後來的指導老師她會希望看到申請的學生有什麼樣的資格,她說她會看的是這個學生的英文能力是不是能在美國生存。我覺得這可能是為什麼台灣學生要從台灣直接申請到美國去攻讀美國史的博士班往往不太容易,因為很難去證明自己的能力。但如果能夠有機會去發表文章,即使只是在學術部落格上,或是去一些機構訪問,或許都能夠創造一些契機。
去美國念碩士確實有風險:如果申請不到博士班,那這個碩士不就白讀了?美國歷史碩士回來台灣工作的CP值有點低。但是以我的經驗,在美國讀碩士班確實能夠準備好自己去面對博士班更繁重的課業。我在美國讀碩士班的時候常常一門課每週就要讀好幾篇論文或是一本書,而當我到了博士班,每門課一週一本書是基本的,甚至我有修過一門課,每週不只要讀完一本書來課堂討論,還要在上課前就寫這本書的書評繳交給老師。以我們在台灣的碩士班的這種友善的閱讀量恐怕是很難一下子就適應美國的博士班。
如果沒辦法申請到碩博連貫的學程,要從單純的碩士班開始讀起,那我覺得可以選擇沒有博士班的學校的碩士班。因為沒有博士生,所以教授跟你的關係會更緊密,也因為沒有博士生,學校的TA資源會落在你身上,你才能賺取生活費甚至是學費的減免,也能透過教學增加和學生以及老師的互動,有更多練習英文的機會。
如果要留在台灣念碩士班,就要強迫自己增加閱讀的量和品質。除了做研究外,也要熟悉你有興趣的領域過去和現在的研究。要練習用英文做筆記和整理資訊,甚至是用英文寫文章。如果能夠在碩士班時期就發表文章,無論是中文還是英文的,對於申請美國的博士班都會增加一些機會,如果是英文的文章當然會更好,因為這會讓招生委員會的教授認為你有在美國的學術圈存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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