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獨立鮮為人知的另一面

很多人常說歷史是勝利者所寫的，因為通常只有贏家會留下來寫出他們的歷史版本，而後世根據這些勝利者所留下的資料寫出的歷史難免脫離不了這些勝利者的視角。或許我們會認為許多社會中的弱勢的歷史已經逐漸浮上檯面了，但如果追究下去我們也不難發現，這些歷史也往往是在這些弱勢者在輿論上開始佔有一席之地，也就是說在輿論上他們已不是絕對的輸家後，才慢慢地顯露出來。例如現在非裔美國人的人權成為政治正確後，對非裔美國人的研究便蓬勃發展了起來。同樣的例子也可以適用於對美國婦女、原住民、其他少數族群，以及LGBTQ社群歷史的研究。我們對於我們過去的認知，就在這些不斷衍生的各種運動中逐漸地增補與修正，讓我們持續地塑造新的歷史記憶來挑戰舊的歷史記憶。

當美國在七月大肆慶祝獨立紀念日宣揚愛國精神的時候，我們也不禁要問：這是誰的獨立紀念日？是誰塑造了美國獨立的歷史記憶？誰又在這種愛國歷史記憶下被犧牲掉了？

斐德烈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是一個逃跑而重獲自由的黑人，在1852年7月5日，他受到羅切斯特女士反奴協會(Ladies Antislavery Society of Rochester)的邀請針對獨立紀念日演講，他最著名的片段是：

我的公民同伴們，請容許我這樣問，我今天為什麼會被邀請來這裡演講？我，或是那些我所代表的人，到底跟你們國家的獨立有什麼關係？那份獨立宣言中體現的政治自由和自然正義的原則有延伸到我們身上嗎？我是為了帶著我們卑微的奉獻來到國家的祭壇上，來承認我們所獲得的好處，以及對我們從你們的獨立上所獲得的祝福來表達感恩，而被邀來這裡的嗎？

當美國白人在慶祝這份帶給他們自由的宣言時，道格拉斯反問這些自由的原則有帶給他們，這些奴隸，真正的好處嗎？當他提出這樣的問題時，他挑戰並重塑了美國獨立的意義。答案並非美國獨立沒有意義，而是這場政治自由的鬥爭尚未了結，獨立宣言中所體現的原則需要延伸到更多人身上。

非裔美國人在美國獨立的故事中扮演很弔詭的角色，因為被指為暴政的英國提供了奴隸獲得自由的機會，而聲稱為自由而戰的殖民者則是要加強奴役他們的人。但有另外一群白人則是這場獨立運動中徹頭徹尾的輸家，那就是選擇效忠英國的效忠派。他們自認為是英國人也是美洲人，他們認為英國國會的立法不公，他們認為他們作為英國人的權利需要被維護，但他們不認為北美殖民地應該獨立於大英帝國之外，他們認為大陸會議(Continental Congress)以及這些叛亂者比英國國會更跋扈更專制。他們是這場獨立運動中真正的輸家，他們在他們的家鄉的財產被革命派奪走充公，只獲得英國國會些微的補償。他們被迫流浪他鄉，即便去到心中的祖國英國也發現自己在當地格格不入，許多人鬱鬱寡歡，而許多人則再次踏上旅途前往英國其他的殖民地。他們記憶中的美國革命又是怎麼樣的呢？

湯瑪士瓊斯(Thomas Jones)在獨立前是紐約殖民地的最高法官，他在獨立戰爭期間離開了紐約去到了英國，最後在英國過世。他在1783到1788年之間在英國著手寫作《紐約在革命戰爭時期的歷史》(History of New York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War)，但一直沒有正式出版。直到1879年才在紐約由紐約歷史協會出版他的手稿。

紐約歷史協會的編輯在這本書的前言中提到這本書是一個效忠派的敘述，而非英國式的敘述。效忠英國並不代表這些人比較不「美洲」(當時還沒有美國)。對瓊斯來說，留在大英帝國是對美洲殖民地更好的選擇。當他選擇維持對英國的效忠時，他深信他是忠於美洲殖民地的利益的。在書中他並沒有一昧地維護英國的政策，相反地，他對英國的政策有許多批評。例如，對於印花稅法案，他說這法案「導致了整個殖民地普遍地騷動」，「各個階層的人民都顯得萬眾一心地反對這個政策」。在他的歷史記述中，他並不支持英國國會的這些舉措，但他傾向於在英國憲政體制內進行抗爭，從而維護英國憲政主義的傳統。此外，他對戰爭時期的英國軍隊也有諸多抱怨。他認為英軍的將領犯下了太多錯誤，導致英軍沒有能獲得應得的勝利。他也批評英軍對殖民地效忠派的態度和作法，他記載了幾個故事來說明英軍蔑視效忠派人士，而沒有給予應有的尊重。

他紀錄了一個在豪將軍佔領長島時發生在崔德威爾博士(Dr. Tredwell)身上的故事。當時一名英軍的將領博屈(Birch)在路上巧遇了崔德威爾博士，博屈看到崔德威爾的馬就很想要。見到崔德威爾落單，就命令崔德威爾下馬並把馬鞍卸下。崔德威爾對於這種搶劫的行為很生氣，就馬上表明了自己的身分。但是博屈置之不理，仍舊命令他下馬，並讓自己的僕人強行卸下馬鞍。博屈將馬鞍交給崔德威爾，然後辱罵他：「把這馬鞍放在你自己的背上回家，然後去死吧！」事後崔德威爾沒有能得到任何賠償，甚至還被誣賴是叛國賊。他自己也有類似的遭遇，當他被革命派囚禁而離家時，英軍趁機接收了他的牲口，也完全沒有給予合理的賠償。像這樣的不公待遇，讓瓊斯認為英國並沒有真誠地將這些效忠英國的殖民地人民當作是自己人。

在美國獨立的路上，一般認為大陸會議的召開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然而瓊斯回憶起這個事件時，提醒他的讀者大陸會議起初的目的並不是要追求獨立。他指出紐約的效忠派當初同意參加大陸會議是為了要補救他們所遭遇到的不公以及為了「在大不列顛跟美洲之間建立一個幸福永久而持續的聯合」。瓊斯強調，他們當初是這樣期望的，然而後來這樣的期望因為這些革命派人士的野心而落空了。也因此他們後來在一個公開集會中決定反對日後繼續派代表前往大陸會議。

瓊斯認為大陸會議造成了很多問題。當時其他革命派的人宣稱大陸會議是在追求美洲的權利，並且在建立人民主權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瓊斯則認為大陸會議帶來了混亂和失序，甚至是侵犯了他們的權利。瓊斯描述這些共和派的人士「對任何反對選舉代表的人提出毀滅的威脅」。他寫道：「整座城市變成一個暴動、騷亂，和混亂的場景。軍隊被召集起來為叛亂服務，效忠派的人被威脅上斷頭台，皇家的財產被掃蕩，任何可以被找到的都會被奪走。」為了平息這些騷動大陸會議通過了一個協約(Association)來結合革命的努力，然而對瓊斯而言這只是為了加強鞏固革命派的結盟，他認為革命派的人只是要獲得更多權力來控制政府跟社會。

作為一個效忠派的史家，瓊斯記載了一些當時傳統的革命史家不會寫的事情。例如，他記載了在1775年8月，一群人在半夜出發要去抓庫柏博士(Rev. Dr. Cooper)。庫柏當時是紐約國王學院(現在的哥倫比亞大學) 的校長。一名學生聽到這些人的計畫而提前警告了庫柏，才讓庫柏及時逃離家，而倖免於難。關於這位庫柏博士，瓊斯寫到：「我對他知之甚詳，他是一個忠實公正有學問而自由的人，他明智、審慎、友善、愉快。他喜好友伴，他的友伴也喜歡他。…他愛神、榮耀國王，敬重他的朋友，痛恨叛亂。」藉著描繪革命人士對庫柏不公平的待遇，革命人士在他的描繪中成了野蠻的惡棍。

時至今日，每當我們提起美國革命時，往往會談到潘恩的《常識》的廣大影響力。瓊斯在書中回憶了一個回應潘恩的《常識》的宣傳小冊子的命運。他提到當時效忠派已經寫出一個宣傳小冊子完全完整地駁斥了《常識》中的所有論點。然而革命派的領袖沒有容許這個小冊子被出版。他們召開了一個集會，集合了一群人，攻擊了印刷商的家，破門而入，將印刷商拖下床，強制奪取並銷毀了原稿和排好的版。瓊斯說這行動被公開地當作是一個英雄式的愛國行動。他語帶諷刺地說：「這些就是那些說要爭取自由的人！」他抨擊革命派整碗捧去不給反對者留下任何餘地。革命派一面出版任何他們想出版的東西，一面威脅要毀了所有那些出版任何東西來回應他們言論的人。他記載在這場襲擊行動的隔天，所有的印刷商都收到一封信，信中說：「先生，如果您印，或是容許您的印刷廠印，任何反對美洲的權利和自由，或是支持我們的敵人，包含英國國王、官員和國會的出版品，死亡和毀滅就是你的命運。」他回憶到如果任何印刷商試圖出版任何支持英國的作品，「他不僅是生命會有危險，他的財產也會被摧毀，他的家庭也會毀於一旦。」這些瓊斯筆下的暴民不僅是掠奪了印刷廠，在回程也擄走了幾名效忠派人士，包含撰寫了幾篇效忠派宣傳小冊的希伯利(Samuel Seabury)，將他們囚禁了月餘才釋放。對瓊斯和他的效忠派同志們而言，革命派對自由和權利的主張，和他們為了他們的政治目的而施展權力的方式充滿了矛盾。

瓊斯所記述的美國革命與美國建國以來所試圖建立的國族主義式的歷史所塑造的美國革命非常不同。究竟何者才是美國革命真正的故事呢？其實不同的歷史記憶展現了同一個事件的不同面向。即使是經歷同一個歷史事件的人，也會因為所處的立場、環境，以及直接的經驗不同而留下不同的記憶。因此，歷史記憶一方面為外在的環境所塑造，另一方面也是深受記憶者本身所預設的立場所引導。歷史記憶很值得深入分析，因為歷史記憶所展現的不僅是過去發生的事情，更是經過記憶者的預設理念詮釋之後的產品。但也因此，歷史記憶不是一個完全可靠的歷史事實的來源。